福欢欢之博客小筑

我甚至已经忘了博客的名称和密码，甚至已经犹豫着博客中国在微博纵横的时代，是否已经关张，甚至不小心看到那曾经的文字时，为我以前竟然有大把时间感时伤怀而脸红不止，甚至真的觉得此刻的自己已经老了。这几年来，从没进来过，已经遗忘了，还是我已经强大到足够让自己承受一切的大悲大喜。谁会想到，再开张时，会长竟然不在了；谁会想到，再开张时，一切变得一样又不一样。现在的我，还是那时的我吗？我不保证会来这里多久，只想把3年前的心情永久的记录下来，趁此时，工作寂寥，心情尚好，抓紧吧

近日听说功夫巨星李连杰入籍新加坡，并且购买了1400万的豪宅，我又回忆起关于新加坡购房置业的事情。

一天中午上完课，走到酒店旁边的空地上，发现前面围着不少人，原来是一个楼盘在做广告。我想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就凑过去看了一下。不知是不是长得象潜在买主，售楼小姐很热情的拉着我介绍。具体细节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在乌节路，性价比挺高。他们的单价用平方英尺，我问她和平方米怎么换算，她也说不明白，就叫旁边的一个同事来解答。这个人听我说从中国来的，就讲开了中文。

据他说，新加坡的房产分两种，政府组屋和商品房。政府组屋又分70年产权和99年产权，外国人不能买，户型也比较小（实际上从电视上看，自住用途的话也不算小，挺不错的）。商品房就随便了，而且是永久产权。他鼓动我说，买了这个房子来新加坡可以不用住酒店了，不在新加坡的时候也可以委托出租获取收益。我说房价会不会跌呀，上海有下跌的趋势。他问了下上海的房价，说这个房子比上海便宜，应该有上涨的空间。我也确实觉得这个房子不错，靠近乌节路，步行至地铁站很方便，永久产权，八九千新币每平米，可惜挣的工资合新币才一千多，要是挣新加坡人的工资肯定出手拿下。

 

 

至此，单人闯荡新加坡的故事已经全部完毕，感谢各位看官的关注与鼓励。至于任小果抵达新加坡之后的购物之旅，以及我们在动物园、圣陶沙的种种经历，请各位耐心等待

续文。

 

为了迎接任小果，我专程去了一趟机场。因为去的时间较早，仔细的转了转这个世界著名的机场。

樟宜机场2008年新建了3号航站楼，专供新航使用。T1（当地人叫第一搭客大厦）主要是亚洲地区的航班，国航、厦航、全日空都在这里；T2是其他地区的。三个搭客大厦中间有小火车相联，在T2设有地铁站。

那天一放学，我回房间换了便装就直奔机场。因为听说机场食饭种类又多价格又便宜，而且有好多游乐休闲设施，所以打算多花点时间看一看。

适逢下班高峰，刚上地铁时人很多，跟北京的一号线差不多，随着逐渐驶离市区，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条线除了机场还有另一个终点站，我坐的这班地铁并不是终到机场的，所以在中间还要下来换车。下车后站台上的人寥寥无几，我一边等车一边眺望远处的楼群和绿地。换上到机场的地铁，到达了T2的地铁站。

这个地铁站挺大，和火车站差不多，光自动扶梯就一排展开五六部。出站口就在机场里边。我出来看看，周围只有几家商店和快餐，和想像相距甚远。看看时间还早，我就先坐小火车到了T1，只用两三分钟。T1比T2小，也旧，更没有什么旺铺，人倒是多点。我刚到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出的，所以草草转了一下就明白了：出来向右是德士车站，向左就坐小火车去T2了。看看显示屏，厦航的飞机还是老地方，我心里有数了。

接着坐小火车去T3。新建的果然不一样，气势恢宏。房顶高高的，有很多大柱子，色调以上红下灰为主。大厅里几乎没有人，一个人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多少有一些压迫感。远远眺见候机区有不少商铺，可惜要办了登机手续拿着登机牌才能过去。

三个搭客大厦都转过来了，没发现什么物美价廉的食饭所在，于是返回T2去吃汉堡王。这里要比市区贵一点，但是量也大了不少。吃完之后我就找了个地方坐下看“海峡时报”，英文的。这多亏在国内积累的丰富的排队经验，否则真不知干什么好。

很快到了九点多，我开始注意显示屏上的到达信息。发现厦航的班机由预计到达时间变为着陆后，马上跑到出口去等着。其实大可不必，从着陆到人出来还要不少时间呢。这时候我发现，厦航班机显示有2个行李带，赶快给任小果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从哪边走。很快就有腿快的人走出来了，接着远处走来一个绿衣服，牛仔短裤，弟弟头的小孩，被海关拦下，查了行李。终于接到了。

我带着任小果坐地铁走了，没坐德士。换乘的时候，我说我拉箱子，她上去抢座，果然得手，其他人怎是我等久经沙场的高手的对手。

回到酒店，我很快就睡着了。

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地方，没什么人文历史景观，象圣陶沙、鱼尾狮等等都是宣传出来的景点。鱼尾狮、滨海艺术中心（俗称大榴莲）、新加坡河口、圣安德鲁大教堂、财富之泉距离都很近，半天就能转过来，除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之泉以及它的水幕电影之外，别的也没什么好记述的。

新加坡各种教派的寺庙都很多，香火也很旺盛。我印象颇深的是龙华寺，我刚到时自己进去了一次，草草转了一圈，连可以上二楼都不知道。临回来时任小果又带我去了一次，这次走的仔细，我们还点了一盏灯。龙华寺的顶楼有一个花园，非常美丽。一进去的感觉仿佛到了佛经里说的极乐天国。头顶上是晴朗的蓝天和朵朵白云，地面小径纤尘不染，两边是红花绿草，万籁此俱寂，连钟磬音也没有。花园中心是个小凉亭，里边有个转经轮，我和任小果各自转了几圈。转了一圈又到楼下参观。有一间展室讲述佛祖生平，用第一人称叙述。还有一条走廊展示了很多高僧大德的画像和生平，里边有弘一法师李叔同。后来在法物流通处还请了两个玲铛。

龙华寺周围有许多小摊，一到夜里就很热闹，卖吃食、卖小饰物的一个挨着一个。因为中秋节也在新加坡过的，我和任小果还见识了一下他们如何过节。龙华寺外面挂了很多彩灯，在龙华寺和牛车水大厦中间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台子表演歌舞，我们到的时候一个女孩正在起劲的唱《两只蝴蝶》。

安国酒店旁边有个城隍庙，珊顿大街对面有个小小的道观，都是一个小院一间正堂，但香火供品却十分丰盛。

Chinatown有个印度庙，小印度有个清真寺，进去都得脱鞋，光脚踩在炙热的水泥地上还是挺烫的。印度庙供奉的神像都挺怪异骇人，信徒要在佛堂外参拜，隔着一段距离更产生神秘感。清真寺不允许非信徒进入礼拜大厅，但可以在周围参观。我去的两个清真寺工作人员都热情的领着我参观并讲解，礼拜大厅铺着地毯，信徒们或坐或跪，有的祈祷有的念经。

在厦门街还有一个天福宫，是个妈祖庙。我自己去了一次，IMF又组织我们去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偏殿供奉的黑白无常，福建人管他们叫大爷、二伯，旁边还有二人生平的简介，原来二人是好友，生前都是福州的官吏。一次相约在河边见面，白无常有事担搁了，黑无常一直等着，后来发洪水溺水身亡，所以脸色憋的青紫；白无常感到后非常后悔，自缢身亡，所以总吐着舌头。当然这些只有我看懂了，班上的别人都是一头雾水。后殿摆放着许多经文供人取阅，当然也是中文，我取了几本回来看。有一个老外也很有兴致的取了一本，打开发现全是中文，又悻悻的放了回去。

在丹戎巴葛坊后面的一条路上，我偶然发现了新加坡精武会。本来是想从Chinatown走回酒店，结果走到了另一条岔路上，发现了精武会。是个二层小楼，一进去没有人，正中挂着霍元甲的画像，我不敢造次就推了出来。门口有块黑板上面写着武术课程的消息。

新加坡的不同区位特点比较鲜明。新加坡河口两岸顺新桥路、乌节路延伸是商务、政务核心区。高楼大厦、商场、酒店鳞次栉比。南边就是chinatown，华人聚居区。北边小印度。西边人口密度很低，大片的森林、湖泊、丘陵山地。动物园也在西边，还有就是学校和零星的居民楼。新加坡河口以东也主要是居民区，绿化很好，再向南就是东海岸公园，沙滩很细很美。一直向东到岛子尽头就是樟宜机场。

乌节路很像西单、和平路，路两边都是商厦。我们去的那天正好电影《画皮》在做宣传，一个女的涂着一脸白粉穿着黑袍在路上蹦蹦跳跳，不留神真会被吓到。

在新加坡除了出去转几个著名景点外，以休闲放松为主。回国后大家都说我气色好很多，不上班确实养人。酒店六楼的天台有一个露天游泳池，我每天只要有空就下去游泳。游泳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是我一个人，在热带的阳光下劈波斩浪。有些老外会过来在躺椅上边晒太阳边看书，或者小睡一会。有一次在六楼天台还举行了订婚仪式，我正好游完上来，披着浴巾湿淋淋的从一大群西装革履的人中间穿过，感觉很酷。

对面的丹戎巴葛坊有一个社区的篮球场，可惜我没穿运动鞋来，只能在边上看看。发现很多人穿人字拖打篮球，真是佩服他们。他们的动作频率好像比我们快一点，但是其他方面好像又差一点。

在新加坡期间，遇上了一次金管局的大流感演习。那天早上微微下着小雨，走到金管局大厦的门前，看到十数名全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医护人员在为每一个进入大厦的人测体温，因为提前打过招呼，我也没觉得奇怪，跟着其他人排队走过去接受检查。测温度的仪器很小，象一枝笔，朝耳朵眼里伸一下，侧面的液晶屏就显示出温度。

在培训快结束的时候，又给我们讲了一下消防演习，明确火灾时从哪个楼梯逃生，下楼后到哪里集合。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金管局最近要演习，但时间不提前通知。只不过到课程结束时，还是没有举行。

我们下榻的安国酒店曾经有一次“诈和”，一天凌晨火灾警报器突然响了。我当时睡的很深没听到，第二天听别人议论才知道。同班有几个人真的穿了衣服跑出去了。孙成华比较酷，听见警报没理会，继续睡觉了。不过酒店对这次事故很重视，一个劲道歉，还给我们举办了一个冷餐会，可能是怕得罪IMF培训学院这个大主顾。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个华人社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人躲避战乱才来到南洋繁衍生息，因此很多新加坡人向上数两三代就是广东人或者福建人。但是，那里并不是中国人社会。新加坡的华人，哪怕华语说得很好，仅仅认同新加坡的身份，他们管马来人叫马来同胞。

听说近年来因为出生率下降，吸引（特别是中国的）移民好像成了新加坡的一条国策。有正当工作的只要雇主肯担保，第二年就能申请定居，满一定年限，服完兵役就能申请入籍。象巩俐这种世界级的影星那自然更好办了。

新加坡华语使用范围很广，听说还有的人根本就不会英语。我第一次进地铁一个大妈就问我，“小弟，去裕廊该怎么走？”。根本就没有出国的感觉，同班的人都很羡慕我能与当地民众自由交流。不过世俗观念认为华语难登大雅，象德士司机这样的下层劳动人民才讲。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只讲英语了，我曾看见他们在打篮球的时候都讲英语。刚到新加坡的时候问一个人“新加坡金管局怎么走？”，那个人迟疑了一下反问“新加坡金管局？英文怎么说？”我告诉她“MAS Building”，他才指给我。报纸和政府都大力提倡不要放弃这个双语优势，还设了奖项给华语教师。在地铁站还遇到过一个工作人员向我讨教中文。到那里的时候，电视台正在播香港的电视剧“斗气冤家好兄弟”，这是大陆的译法，原名叫“学警雄心”，后来还开始播黄小明版的“鹿鼎记”。

新加坡也有很多的印度人和马来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建筑工地干活的以马来人居多，摆摊做买卖的华人多，写字楼里边的白领也是华人多。我比较了很多钱币兑换点，酒店对面的一个印度人开的汇率最合适，其他华人开的汇率都不合适，所以还是别图省事，多说几句英语，找印度人去换。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新加坡人素质很高，实际不然。上一篇提到报纸上号召人们在食阁用餐后送餐具就是一例。在地铁上，遇老弱病残他们也漠然视之，没见到有让座的。国内广泛传说的闯红灯会被警察抓也不尽然，至少我有一次就当着警察面闯了红灯，走到一半发现对面有警察，当时吓得不轻，可是警察没什么表示。不过新加坡人还是很热情，我和任小果在找新达城时在地下通道里迷路，一个女孩带着我们走了四五百米直到我们确认知道路径后才转身回去。

新加坡虽然很富裕，军人体能训练时都穿NIKE的运动服，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没有欧洲人那么悠闲自在。Jolina告诉我金管局也总加班。我注意到晚上八九点钟写字楼大厦的办公室也有不少亮着灯，我开玩笑说这就是新加坡夜景美丽的原因。

出乎我的预料，新加坡老年人的生活有些严峻。如果年轻时没有正式工作缴纳养老保险的话，老了以后也没有养老金，还要继续打工。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在汉堡王，我坐在窗边一遍吃晚餐一遍发呆，注意到了一个老爷爷在餐厅里收拾顾客留在桌子上的餐具，他的腰有些驼，步履有点蹒跚，手上脸上都有不少老年斑。看到我基本吃完了，他走到我面前问，“哈罗，可以收么？”，声音很轻，仿佛很疲惫。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点难受，赶快站起身把餐具递给他。从小灌输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生活悲惨似乎得到了一些印证。后来在金管局大厦里边，见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婆婆做清洁工作。老婆婆身材瘦小，那个大垃圾桶几乎和她一样大小，她很吃力的把垃圾倒进垃圾桶，再把垃圾桶搬走。我向苏惠美讨教这个问题，她告诉我这些人大多文化水平低，年轻时没有正式工作没有交养老保险，又没有子女赡养，所以只能继续工作谋生，因为他们的工资要比年轻人低，因此一些企业为节约成本愿意雇佣。我和任小果在牛车水的食阁吃肉骨茶时也看到一对摆食摊的老人。我们去得比较晚，大概晚上七八点钟。不知是不是之前生意很好，他们卖的的只是很少的一些剩下的饭菜。我们吃饭时我一直注意到这对老夫妇还在眼巴巴等着顾客光顾，其他的不少摊位已经开始打烊了。我们吃完肉骨茶又到别处吃点小吃和饮料，回来时看到老伯盛了一盘子饭菜开始吃饭，老婆婆在收拾摊位准备打烊。我不禁想起李嘉诚说的最快乐的时刻：“开一间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禁闭店门，在昏暗的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我大胆猜测他们大概是上个世纪逃避战乱来到新加坡，英文不好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异国他乡过着凄凉的晚景。

不像IMF在美国和奥地利的培训基地，在新加坡我们房间里没有做饭的家伙，每天只能在外面吃。我从上大学开始，对大排档始终有种感觉，认为不卫生。因此来之前还向过来人请教，他们都说，就那么吃吧，那么多别人都没事（这话很像当年学长说的）。而且他们普遍认为新加坡吃东西便宜，种类还多，应该都去尝试一下。

在新加坡的那些日子，基本上吃的都是大排档的中餐，米饭+炒菜+炖肉/炖鸡，一般5新币之内，味道说不上好但也可以接受。课程的开始和结束，IMF学院安排了两次自助晚宴，品种很丰富，但是和国内也没什么大的区别，清蒸鱼、小笼包、糯米排骨、抛饼、烤肉串等等。来之前网上很多人推荐的黑胡椒螃蟹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全是调料味，没有螃蟹味。那天吃饭时候还有个花絮，我想取一个菜品时，厨师先用英语告诉我稍等一会，紧跟着又用日语说了一遍，完了之后一副自鸣得意的神态，看来把我当成日本人了。（在法国的时候也有很多次被当作日本人，这次去韩国的飞机上韩国空姐也把我当韩国人不发给我入境卡，我用韩语告诉她我是中国人。难道穿着长相干净点就不像中国人了？）

至于娘惹菜，我始终没搞清那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酿豆腐？那个东西挺好吃的，金管局旁边的大厦下面就有一家，我中午经常去吃。摊主是一个东北去的大嫂，开始我们还说英语，后来发现都是国内过去的就直接讲国语了。

除了大排档，酒店旁边的汉堡王（Burger King）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牛肉鲜嫩多汁，薯条又香又脆的一大包，我和任小果吃完都觉得有点撑的慌，大概6到7新币。我记得小时候在童话书《西游新记》里看到过，但是在国内一直没见到。直到最近在首都机场的T3才有看到。

新加坡的餐饮一个很有特色的方面就是把大排档集中在统一的场地，他们叫食阁（Food Court）。有点象国内的菜市场，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有若干排。排与排之间放着桌凳供顾客用餐。如果是需要等待加工的食品如馄饨、面条等，点完餐交完钱就可以告诉老板自己坐的位置，等着老板送过来。按照惯例吃完了不用收拾餐具，直接走就可以了，但是报纸上一直大力提倡自己把餐具送到回收处。

在China town有一个，规模不大，我第一顿就在那吃的炒饭，老板还帮我叫了杯喝的。旁边的牛车水大厦里有一个规模很大，占了三层楼。我和任小果在里边吃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肉骨茶，实际上就是油条就排骨汤。据说早期华人来南洋干得一些重体力劳动，天气又热，所以要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才有力气，因此发明了肉骨茶，汤里边还添加些药材。最有名的食阁是老巴刹，在珊顿大道旁边，食阁中心还有乐台，上面有乐队表演。我和任小果吃的烤串，好像所谓沙嗲就是这种烤串。在港湾城也有一个巨大的食阁好像叫大食代，从圣陶沙回来我们在那里吃的。

新加坡人吃东西惯用刀叉，吃中餐米饭也如此，我一直没习惯，另外他们很喜欢吃咖喱，可能是跟印度人学的。

任小果在新加坡的最爱是老曾记，据她自己说部分原因是喜欢花硬币的感觉。另外在乌节路有很多卖冰激凌的，一大块用面包或者饼干加着吃，不冰手，味道也不错。

下面介绍一下新加坡的生活环境。总的来说，新加坡是个整洁的城市，绿化也非常好。马路两边都栽着大树。但是新加坡也不象国人想像的那样一尘不染，路边偶尔也会发现烟头、纸屑。一次在牛车水，我看到一个老伯，赤膊光脚穿拖鞋坐在路边的凳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很大声的清清嗓子，朝地上吐了一口痰，不禁感叹老伯真是身处南洋，却不改华夏本色。

新加坡气候炎热，但绝对不是闷的让人烦躁的类型。因为靠海，总有习习的小风吹着，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身处户外还是很惬意的。我活动的区域是中央商务区，大厦林立，很容易找到阴影躲进去。新加坡的室内温度绝对够低，穿着西装都觉得很凉。据说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签了协议，马来西亚供给新加坡电力，新加坡每年给马来西亚固定数额的费用，所以自然不用白不用。刚住进酒店的第一天，我把空调调到二十六度，还是很冷，就给前台打了个电话叫人来修，那个马来小伙子折腾了半天，只是把通风口调小了一些。

新加坡的物价相对收入很便宜，换成人民币，他们的收入是北京的五倍，但是物价只有两倍。任小果十块八块新币就能买件象样的东西；吃顿中式套餐5块新币（25人民币左右）就能吃的相当不错；最繁华的乌节路附近的房产，也只要八九千新币一平方米（新加坡白领的月收入有四五千新币），对比北京的房价，新加坡人真幸福。

但是新加坡人也有郁闷的地方，他们的银行利率太低，可能只有一点多，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高不到哪里。买保险也有风险，我就有幸见到因为AIG破产，广大的乐龄人士去AIG挤提。

班上的人都是来源于亚太国家和地区。很多是带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不过没带面纱。来自东南亚的自然相互之间聊的比较近，象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还有两个伊朗人长的和胖乎乎的东南亚穆斯林不同，身材修长，手脚也长，不知是生活水平问题还是人种问题。

和我关系不错的有香港的老韩，韩国的孙成华，日本的铃木真奈，新加坡的苏惠美，回国后也经常邮件联系。还有泰国的一个大哥，他的名字实在难记，个子很高，不像东南亚人给人的一般印象。

老韩是个神人，上课是最活跃的就是他，知道不知道都敢说。他告诉我他是海归在美国的师弟，还让我不要外传。班上其他人也都挺喜欢他，休息时总是闲聊的中心，不时让众人哈哈大笑。其实他是宁波人，刚刚到HKMA工作，拿的还是大陆的护照，他告诉我要7年后才能拿到香港护照。老韩去香港之前在上海的一家期货公司做，后来不耐烦跳槽了，曾经被一个在阿富汗的国际机构录用，考虑到安全问题没有去。老韩告诉我在HKMA里，高层讲英语，中层以下还是讲粤语，还专门给他们大陆来的员工开了粤语培训班，但是他们还是有些被本地员工杯葛。老韩对大陆的金融体系明显缺乏了解，很多认识都是不正确的，上课时说大陆的一些情况也是不对的。他甚至不知道大陆和香港人民币存款有利差，还是我告诉他把钱存到深圳去，他还担心开不了户。

澳门来了个中文名字叫高仙蒂的，英文名叫辛西亚·戈麦斯，我不知道她是华人还是葡人，也不知道她会不会讲国语。老韩是她的邻座，两人也经常交流，不过老韩和我谈话都经常用英语，所以不能说明她会讲国语。

苏惠美皮肤黝黑，身材娇小，眉骨突出，一看就是广东人的后裔，讲一口台湾腔的国语和新加坡腔的英语。看的出来她是一员统计上的干将，业务很熟，对excel各种功能的使用也十分熟练，她说MAS专门培训过excel。我好奇的问她认识洪永祥否，她对洪永祥这个名字很陌生，知道我写出英文来，才恍然大悟，告诉我这个人很有意思，但是他已经辞职去深造了。没能和老朋友叙旧，是此次新加坡之行的遗憾。

孙成华是一个有些拘谨、挺厚道的韩国小伙子。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皙，表情有些呆板。他出生于江原道，延世大学毕业后服完兵役进入韩国银行工作。因为当过兵的缘故，举手投足显得很干练。他对中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总问我一些事情，特别是发现我会一些韩国语之后，更显得亲热。他发现我会说韩国语纯属偶然：一次他问我中国的人口，我对英语那种三位一分的计数法实在不适应，结巴了半天，情急之中用韩国话说出了十三亿，他也很吃惊听到了母语。孙成华与我同岁，他因此觉得更亲密，经常称呼我兄弟。一天晚上某个电视台转播了一场朝鲜和韩国的足球赛，我第二天和孙成华提起来，他发现我对韩国的李东国、车杜里、朴智星、李天秀等球星如数家珍，而且能准确的说出韩文姓名，感到很兴奋。他挺喜欢三国故事和游戏，经常和我讲述他怎么打的，可惜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日本银行的金融统计担当铃木真奈很符合人们印象中的日本女孩的形象。性格内敛，彬彬有礼，待人很有礼貌。她的身材也很高，皮肤很白，脸型有点长，英语说得挺象日本人。她是横滨人，我说知道，横滨水手那可是一只相当强大的球队。她也为我如此了解日本足球感到惊奇。因为月初出报表的缘故，她晚了一个星期才到新加坡来。刚来的那天石崎用日语哇啦哇啦说了一大通，铃木一个劲的点头鞠躬，让我看的很搞笑。铃木很注意商务礼节，职业套装一天一换，不像我们大多数人只有两身西装倒着穿。铃木有一次很不解的问我，为什么中国女性结了婚还上班，我说惭愧，中国男性一个人养家养不起。我接着问她，你是不是结了婚就不上班了，她很得意的点头。

写到这里不由慨叹东亚人民的生活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首先，都喜欢往首都扎堆，横滨之于日本就像上海之于中国，铃木还是去东京上班，江原道物产丰富，还是旅游圣地，但孙成华还是去首尔上班，本人也不用提了。其次，首都房价高企，孙成华和铃木都因为目前买不起房子所以没结婚。再次，中央银行收入很低。孙成华的女友在一家石油外企工作，收入比他还高，计划结婚后也继续工作。铃木的男友是一名医生，收入自然不错，但是她表示日本医生没有中国医生那么爽。第三，商业银行收入很高，不但日本韩国如此，老韩也表示我们眼里很牛的HKMA和FR的收入与商业银行也不能比。第四，金融统计工作不好干。铃木因为月初做报表连培训都耽误了一个星期，比我还郁闷。孙成华说韩国的商业银行如果报数迟报或者错报，他们也没办法，以前能处罚，现在没权力了。权力被金融监管委员会也就是韩国的银监会拿去了。

其他的同学印象就不深了，任小果提醒我有个越南人怀孕了还来培训；另外有个老挝人会说几句中国话、伊朗人学习非常努力，感觉很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公派留学生。

小语:毛同学一直怪我说,怎么把他写的五个部分放一篇里了.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以为那就是一篇了,当时还不禁疑惑他怎么能写那么长呢.所以这次,决定一篇篇放.同时,接受他的战书,我不蒸馒头争口气,年内一定要把欧洲和新加坡写完.以免任先生他们天天说他男人的笔锋硬朗.高手过招吧

来到大堂，已经有不少人了，应该都是一个班上的。我观察一下，穆斯林大概有三分之一。不少人自来熟的聊起来了。我和韩国的孙成华坐在一个沙发上一言不发，冷眼旁观。

快到九点了，负责接引的新加坡外交部的女士点了点人数，就带着大家出门步行去上课的地点——新加坡金管局大厦。金管局大厦并不远，走路10分钟都不用，只不过要拐几个弯，在一片水泥钢筋森林里不大容易辨认方向，所以我花了两三天才熟悉各条路径。

在新加坡的商务区到处是大厦。里边什么都有：商场、写字间、酒店、快餐排档。新加坡金管局大厦里边也有其他的单位。IMF的培训学院占了少半层，旁边是中铁的新加坡办事处。

一进教室，来自新加坡的同学苏惠美已经在屋子里坐着了，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桌子上放好了讲义夹和铅笔，还有最重要的，装着旅行支票的信封，后三周全靠它了。

开班仪式，几个会务人员讲了番话，大体是有什么资源可以使用，注意安全等。我印象挺深的是他们说我们都是新加坡政府的贵客，出了事很不好处理，我觉得这和去欧洲时邢导给大家戴的高帽差不多。每人发了一张进入大厦的门禁卡，特别强调丢了要赔。

负责讲课的是IMF的统计处长斯卡金斯基，很可爱的波兰胖老头，助教是日本人石崎。石崎的英语在日本人里算不错的，但仅限于说得慢的时候，只要一着急，就露出来日本人那种粘乎乎的口音，让人费解了。斯卡金斯基在IMF干了20年了，足迹踏遍100多个国家地区。他上世纪90年代末来过中国技援，当时人民银行的那些人管他叫金司机，他也很得意的自称golden driver。他和我提起华沙的房价很贵，但是波兰的本币前两年升值很多，年轻人贷款贷的是美元，因此赚了一大笔。金司机觉得北京的王府井很好，要在那里买房子，我说用美元算大概五六千一平米，他说和华沙差不多。我曾经问过他波兰是如何从MPS体系转到SNA体系的，他说在苏东剧变之前，波兰学术界已经研究很多年了，因此转轨没什么大问题。

石崎以前在日本银行工作，后来IMF招人他就去了，日本银行的上司经常要他赶快回去干活，石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直拖着。

这时候觉得IMF真是以人为本，金司机在讲完课之后就要去清迈度假，石崎要回日本。IMF根据个人的计划安排来调配工作行程，这在我们是可望不可及的。